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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耕专业 痴心讲台育桃李

文字:[大][中][小] 手机页面二维码 2019-09-11     浏览次数:    

深耕专业 痴心讲台育桃李

余国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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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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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振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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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元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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窦桂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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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建伟

新中国教育70年的发展,广大教师为之倾注了无数心血和汗水。一代代教师,他们的身上有着不同时代的印记。相同的是,他们初心如一,默默奉献、潜心育人,与共和国共成长。本报寻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年代的6位优秀教师代表,请他们讲述自己当年在教师岗位上的专业成长故事。——编者

    中科院院士、天津大学教授余国琮:

    破解新中国重水生产难题

1943年,我从西南联大化工系毕业,不久后赴美留学,1947年获得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。1948年,26岁的我开始担任助理教授,一边授课,一边从事化工热力学及蒸馏理论研究。

1950年8月,几经辗转我回到祖国,投身新中国建设,继续教学科研工作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放弃美国那么好的工作生活条件选择回国,其实想法很简单,“回来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”。

回国后,我应邀到唐山工学院组建化工系。高校院系调整时期,我被安排到天津大学化工系工作。1955年,国家科研事业如旭日东升,我们当时瞄准我国核工业重水分离科学难题进行攻关。那时,我国的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就是重水反应堆,重水是核工业发展必需的重要战略物资。以前,我国所有重水都是进口,后来由于国际关系突变,供给中断,反应堆也面临停止运转的危险,开发自主的重水生产技术成为当时的国家重大急需。在天然水中,重水的含量只有大概万分之一点五。如何将其提纯到99.9%,并实现工业化生产,是一项艰巨的挑战。

当时条件很艰苦,国内对重水分离的研究还是空白,国外的研究报道极少,一切完全靠自己动手探索。我每天除了回家吃饭睡觉,其他时间都在实验室。

1959年5月28日,周恩来总理到天津大学视察,看了我们的实验室。总理的一句话让我们始终牢记,他说:“无论如何要争一口气,不能让外国人卡脖子。”

为了“争一口气”,我们夜以继日地攻关,搭实验装置,提出采用多个精馏塔级联等多种新方法替代传统的精馏方式。为了解决连续性高质量生产重水问题,我们从理论研究做起,研究重水浓缩过程动态特性,从实验数据到理论模型做了无数次实验,最终取得突破,填补了该领域理论研究的空白。

后来经过小试和中试,1965年,我国自主研发的重水生产工业技术诞生,成功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重水,解了国家燃眉之急。到上世纪70年代,我国生产的重水完全实现自给,还成为重要的重水出口国。

光搞科研,没有熟悉重水生产技术的人才也不行。天津大学就承担了培养重水生产技术人才的任务,当时从相近专业抽调学生,由我专门给他们授课。没有教科书,我就自己编讲义,带着他们做实验。我们那班的学生,后来都成长为我国重水生产的技术专家。

我今年97岁了。我很高兴为国家做了一点事情,事实证明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。(本报记者 陈欣然 通讯员 赵习钧 采访整理)

    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于漪:

    不断寻求教育生命突破点

    “要注意启发引导,放手让学生实践,不能迷信自己的讲解,独占课堂教学时间。”我在一篇题为《把语文课上得实惠一些,朴实一些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。文章完成于1965年,当时我36岁。

关于教师专业成长,我认为教师在教育生命的成长中,要不断寻求突破点,投入教育改革之中,融入时代发展的洪流中。

在我刚踏上教师岗位的时候,老师教学生听、单向传授式的“满堂灌”教学还非常普遍。我发现自己的课堂上存在同样问题,用一个学生的话说,“老师的课很好听,老师讲得很好,就是我们自己讲不来、读不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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